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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安塔利亚,COP31会期进入尾声。这场被定位为“落实的COP”大会,围绕减排目标及落实、气候融资、适应与韧性3条主线推进。既然强调落实,地方行动则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据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统计,本届大会360多场联合国官方边会中,与地方行动相关的接近1/3;iGDP上线的COP31地方活动专题网站,截至发稿已收录112场地方主题会议。
这些边会里,地方究竟在谈论什么?当气候行动国家目标落到一条街道、一个社区,谁来统筹、谁来“埋单”?对正在推进“双碳”战略的中国而言,安塔利亚这些关于“落实”的讨论,又能带走什么?
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副主任汪燕辉。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副主任汪燕辉
中国环境报:本届COP被定位为“落实的COP”,iGDP上线了COP31地方活动专题网站——ACTION 2035 COP31 Hub,目前已经收录112场地方主题会议。当下,地方正成为气候治理的主战场,这种变化在会场讨论和案例呈现中有哪些具体信号?
汪燕辉:的确,今年COP31的联合国官方边会总共有360多场,跟地方行动相关的就占了接近1/3,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共识:落实气候行动,地方是主战场。我们观察到,COP31上有关地方气候行动的讨论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是讨论正在向更多具体、深入的领域延伸,比如在制定国家与地方的能源转型具体路线、全球“35 by 35”电气化倡议的实施、区域电网绿色化协同等方面的讨论中,都听到了强调区域行动和加强交流的声音;另一方面,也更加注重从地方实践中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加以推广。比如土耳其主推废弃物管理、澳大利亚推介屋顶光伏成功模式、坦桑尼亚为清洁烹饪计划组织专门的边会等。这些讨论不仅展示了不同地区正在采取的行动,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国环境报:在电气化、减少食物浪费、气候韧性3个重点议题上,iGDP观察到的地方实践最突出的共性瓶颈和可复制经验分别是什么?
汪燕辉:地方电气化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缺少本地可行的技术,还包括电网、政府许可和资金与需求的协同机制缺位。iGDP从多场边会讨论中观察到,各地的关注点集中在提升电力占比的目标是否能转化为减排与发展的成效。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关心这一进程能否惠及边远和欠发达地区,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则关心提升电气化比例对产业、供应链甚至地区发展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屋顶光伏项目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目前,超过1/3的澳大利亚家庭安装屋顶光伏,并从中受益。随着普及率提高,当地政策重点转向推动屋顶光伏、户用储能与电网互动之间的协同,同时保障设备质量、安装服务和消费者权益。这说明,电气化不仅需要扩大技术应用规模,还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机制。
在减少食物浪费议题上,地区间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因地制宜地动员社区参与的模式上。iGDP观察到的案例包括:美国丹佛市政府与当地农贸市场合作,在消费者购物场景中传递节约食物、减少浪费的相关信息。同时,公众在居家场景中也会通过电视等渠道接触到食物储存、合理控制烹饪分量等减少食物浪费的实用技巧。由此,公众逐渐将节约食物的观念融入日常。
在爱尔兰都柏林,当地开展剩余食物分配系统的试点。在数字化工具的助力下,可以高效对接服务特殊需求儿童的福利机构和有剩余食物的餐厅,从而避免食物浪费。
土耳其食物银行致力于同时解决饥饿和浪费的问题,该食物银行在全国运营超过80家。以阿德亚曼市为例,通过企业捐赠食物、当地市政府提供土地的公私合作模式开设食物银行,运营两年后移交当地市政管理,以实现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未来,该模式还计划在土耳其的所有地区复制推广,确保每个城市至少有一个食物银行。
从气候韧性角度,iGDP团队也看到值得借鉴的案例。坐落于落基山脉的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市气候温和,但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城市过去为原有气候设计的规划体系已不再适配新现实。当地通过修订建筑规范,将高温防护相关的环境标准纳入其中,要求所有新建或重建的项目都必须符合社区高温防护的相关要求,使城市更新的进程与城市高温韧性建设协同。针对脆弱社区和人群识别,博尔德建立了一套社区脆弱性指数,组织志愿者通过步行、骑行和驾车的方式,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一年中的不同季节测量城市温度,绘制出覆盖全市的温度分布图。后续,博尔德市采用的综合评估框架,会在未来10年将资源定向投入到能最大程度提升居民高温防护水平的区域,同时确保资源向高脆弱群体倾斜。
中国环境报:“地方行动不等于将国家目标简单分解到城市”——iGDP如何理解地方实践在连接国家气候目标、企业投资和居民需求中的独特价值?
汪燕辉:各国的治理机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国家气候目标的落实,必须有一个可以连接国家和社区的枢纽,有可能是联邦政府,有可能是省市县郡,主体可以不同,但不可或缺。因为只有在地方层面,才能把气候减缓和适应的问题与经济发展、就业、关注弱势群体等问题放在一起去统筹。不同地方面对挑战的特殊性、紧迫性以及治理机制都不同。因此,必须发挥地方的主体性,才能使解决方案真正落地。只有解决了具体在社区中的人面对的日常挑战,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参与和行动。
中国环境报:在iGDP看来,地方实践最不可替代的意义是什么?它对中国地方低碳转型有什么直接启示?
汪燕辉:我们在COP31会场上看到,各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参与主体非常多元,除了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公司包括市民群体也在积极参与。我觉得对中国最大的启发是,应加强区域间交流的机制,我国政策实施多来自从上到下的宣贯,给地方主动创新和跨区域协同的空间仍需进一步拓展,包括社会组织、市民在决策中的参与度都可以进一步提升,具体的治理机制可以向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借鉴。
中国环境报:从全球南方视角看,中国地方气候实践有哪些经验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互鉴?
汪燕辉: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具备“全国一盘棋”的特点,落实到地方行动中就是“地区一盘棋”。我们在COP31现场感受到,很多国家代表对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实践印象深刻,特别是相关政策行动在如此大的尺度上能很迅速达成一致并落实执行,我认为这些经验不仅值得进一步梳理总结,也可以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分享。
中国环境报:iGDP下一步推动地方气候行动的重点路径是什么?
汪燕辉:我们将持续聚焦重点地区的重点气候行动,基于科学的分析,识别未来发力方向和具体措施。近年来,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持续推动“ACTION 2035”项目,这是iGDP在多方支持下发起、旨在推动地方“双碳”行动的综合性能力建设项目。项目通过建立地方气候中心、开展合作研究、搭建知识共享平台等方式,挖掘地方减排潜力,提升地方转型雄心,加速低碳转型进程。过去两年,这个项目已在广东、山西、安徽、山东、江西等地开展,并与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及企业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前瞻性和富有实效的工作。
未来,我们将继续依托“ACTION 2035”地方气候行动平台,通过建立地方气候行动中心,将其作为区域支点,形成一个密切交流的专家和伙伴机构网络,支持地区提升气候行动能力,并将成熟经验辐射到周边地区。此外,我们将继续总结各区域的良好实践,在同类型区域开展更加广泛的交流活动,促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规模化应用。
中国环境报:对地方气候行动的成效评估,iGDP认为最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数据与指标框架?
汪燕辉: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指标评价体系,即中国地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简称“地区LOGIC”)。这套指标体系由碳生产力、碳排放(包含能源、电力、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六大分项)、环境状况与土地利用、政策体系与公众参与四大类别26个具体指标,全面反映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行业减排的协同成效。
我们依托这套指标体系对全国30个省份的转型进程进行了系统追踪与量化评估,并在今年六五环境日发布《中国各省绿色低碳转型十年进展评估》,聚焦2013年—2022年十年间中国各地区绿色低碳转型的成果进展、变化表现与差异化路径。报告显示,我国地区转型已取得切实成效,并正迈向全面提速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各地区正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政策导向,形成多样化的绿色发展模式,而非套用“一刀切”的固定路径。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和应用这套指标体系,追踪各地低碳转型进展,为地方因地制宜制定气候行动目标和优化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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